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

  秦汉时期的三辅地区主要包括京畿长安周围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区，是关中核心地区。《后汉书·郡国志》论及三辅地区时还包括河南、河内、弘农三郡。从文化谱系上看，河南与河内应归属于河洛文化似乎更加适宜。因此，三辅地区实际包括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和弘农四郡。这里曾被誉为“膏壤沃野千里”。周朝开国君主就发迹于周原。而秦人的来源尽管有东西两说，但学术界大多认为，其最后是从今天甘肃天水地区的西陲小国发展起来的。其后，秦人进入九州岛之一的雍州（今天陕西凤翔），并在此经营二百五十多年。尔后又步步东进，挺进咸阳，经营一百四十多年。秦王嬴政继立之初，修筑郑国渠，引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有此经济基础，金戈铁马，最后得以横扫六国，夺取天下。楚汉相争之际，项羽略有发迹，就急于衣锦还乡，为人所耻笑。刘邦的部下多是山东人，也曾虑建都洛阳，但最后还是听从了张良、刘敬等人的劝告，以长安为国都。这是因为，洛阳虽为东周故地，但非用武之国。而长安则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失势时可退守陇西、巴蜀，得志则东制中原。因此，三辅地区事实上也就成为嬴秦及西汉近二百年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带。
     作为政治中心，人口的骤然增加是显而易见的变化。这首先与政府有目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移民政策密不可分。秦王统一中国后，多次迁徙天下豪杰到咸阳。长安被确立为国都之后，向三辅地区移民的既定政策依然为新朝所继承。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以率兵东伐。前后徙入人口估计在三十万人。到西汉后期，关中移民后裔已达一百多万人。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大规模移民活动，统治集团在备举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其实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方面的考虑。从秦汉移民政策来看，如何处置、防备不时兴起的内忧与外患，是统治者必须优先面对的问题，而移民则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对内而言，可以有效地瓦解地方豪门势力。从汉初的政治情形看，诸侯王国的势力非常雄厚，在某种程度上，竟与中央朝廷形成某种并立对峙态势。文帝、景帝时期，很多有识之士就多次上书建言解决这个问题，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武帝亲政之后，以强力手段，加大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度，西汉初年曾不可一世的诸侯王国的势力受到遏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士人纷纷离开各地诸侯王国而回到三辅，就是明证。对外而言，大规模的移民也是为了充实当地力量以备不测。
     三辅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骤增，理应促进当地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交融发展。但在历史实践中，由于嬴秦与西汉前期统治集团采取了迥然有别的文化政策，最终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结果，即秦二世而亡，而两汉统治则长达四百年。由此折射出来的若干深层次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二
     先秦学术文化，《庄子·天下篇》分为六派：墨翟、禽滑牦；宋开、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眈；庄周；惠施、桓团、公孙龙。《荀子·非十二子》亦为六派：它嚣、魏眸；陈仲、史鳝；墨翟、宋开；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亦分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分为九流十家。如果把各家之说归类，发现其学派的不同，与地域有直接关系。儒墨归为齐鲁文化，名法归为三晋文化，阴阳、道德归为荆楚文化。秦汉思想文化的发展，又与上述三派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周朝统治者失去对天下的控制之后，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走向民间。各种思想，纷纷而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面对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秦国统治者面临着多种机遇，多种选择。
     事实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尤其是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各派学说在争辩中形成的各种活跃思想已经渐趋融合，倡导国家一统的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业已逐渐形成共识。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的历史关口，成于秦王赢政继立初年的《吕氏春秋》为秦朝的文化发展显示了新的方向。所谓“新的方向”，其实就是《吕氏春秋》努力追求并已初步完成的包容百家的理论体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编纂时间。《十二纪·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高诱注以为是秦始皇即位之八年。孙星衍、陈奇猷、杨宽以为应在始皇六年，我在编纂《秦汉文学编年史》时，认为“《吕氏春秋》之成书，是在秦王政六年、七年，抑或是八年，虽然是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理解秦代文学的发展，似乎没有根本性的影响，所以暂时系于本年” 秦王嬴政八年 。现在看来，这样处理可能过于简单。确实，孤立地看，一部著作成于某年，对于著作的内容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吕氏春秋》的纪年实在蹊跷。“岁在涒滩”明白无误地表明是在庚申年的秋天，这时，《吕氏春秋》已经完成，且在世间流传，所以才会有“良人”的询问。按照吕不韦的生平，他所经历的庚申年，只能是秦王嬴政六年 前241 。那“维秦八年”从何谈起呢？如果从庚申年往前推八年，则是庄襄王二年 前248 。吕不韦为什么把这一年作为秦国纪元开端？其特殊意义何在？原来，就在前一年，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讨伐，尽入其国。两周历史终于结束在秦相国吕不韦手中。在吕不韦看来，终结一朝的历史，同时意味着新朝的开端，这当然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历史大事。根据历史纪年成例，秦代东周的第二年即可视为秦据有天下的开始。因此，吕不韦把这一年视为维秦元年，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吕氏春秋》完成的时候，秦王嬴政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孩童。这时的吕不韦，是以“仲父”身份为丞相，辅佐幼主，摄政监国。由此来看，《吕氏春秋》的作者确实没有用秦王嬴政的纪元。这里所蕴含的政治意图似乎颇可玩味。
     问题之一，吕不韦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著作？吕不韦著书前后，战国四大公子还有信陵君和春申君在世。信陵君为魏公子，春申君为楚公子。一南一北，占据文化上的优势，依然对于士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吕不韦要想真正实现他灭周以后统一中国的政治雄心，就必须扭转秦人不文的局面，将天下人才笼络到三辅地区。
     问题之二，这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吕氏春秋》由《八览》《六论》《十二纪》三个部分组成。各篇字数也大体相同，确实经过精心的编纂。实际上就是汇集群籍，比类成编，客观上起到学术思想史资料类编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称其为类书之祖。吕不韦来自中原，对于战国以来各家学术应当多所了解。他并没有像战国四大公子那样为谋一己之私或一国之利而各有主张。恰恰相反，他充分注意到稷下学宫各派的纷争与融合，对于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一时间，文化的中心，俨然已经由中原转移到了西秦，转移到三辅地区。
     秦国的现实政治要求和历史文化传统，是不会轻易地接受吕不韦这样的政治主张的。从现实政治上说，秦王嬴政不可能容忍吕不韦这种容纳百川的危险做法。更何况，在秦王嬴政的背后，还有着更强大的秦国贵族势力集团，他们也不可能放任吕不韦这种延揽人才政策的实施，因为按照吕不韦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这些贵族集团的利益势必受到侵夺。事实上正是如此。就在吕不韦志得意满地完成《吕氏春秋》不久，秦王嬴政就逐渐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力。先是免去相权，后被迁往蜀地，并在秦王嬴政十二年被赐死。
     正是在这样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和现实政治的胁迫，吕不韦的悲剧不可避免。但从现存数据看，《吕氏春秋》似乎并没有被禁毁。在先秦两汉所有传世子书中，没有一部像《吕氏春秋》那样，作者及成书年代非常明晰，很少异议；也没有一部著作像《吕氏春秋》那样，章节安排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更没有一部著作能像《吕氏春秋》那样，在当时禁书严厉的政治境遇中和后世辨伪成风的学术环境中还能岿然不动。这真是一个奇迹。也许，《吕氏春秋》对于法家的重视，对于“义兵”的鼓吹，是其免于厄运的一个原因吧？书是保存下来了，但是也仅仅是作为一部杂家著作而已，它在秦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价值和在三辅地区出现的文化意义，确实为世人所忽略了。
     《史记》记载，就在吕不韦被贬蜀地的这一年，韩国使者郑国访问秦国，向秦王建议修筑水渠。当时的王公大臣认为，这些说客来秦国，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本国谋利。修筑水渠虽然对农业有利，却有可能对秦国的政治军事造成不利，秦王接受了大臣的建议，下令驱逐一切逗留在秦国的游士。这一举措本身也可以为我们推测吕不韦悲剧命运提供左证。作为西游秦国的楚人李斯，原本是吕不韦手下的舍人，自然也在被逐之列。他闻讯后，写下著名的《谏逐客书》。文章从秦缪公求士写起，写到秦孝公用商鞅，秦惠公用张仪，秦昭王用范睢等，反复阐述了客卿游秦给国家带来的各种好处。文章最后指出，倘若此时逐客，正中其他诸侯国的下怀，既给百姓带来损害，又会增加人们对秦国的仇恨。文章列举事实，推理严密，晓以利害，动以情理，秦王被深深打动，于是收回逐客令，恢复李斯的官位。从此，李斯逐渐取代吕不韦，而成为制定秦代文化政策的重要官员。作为荀子弟子、吕不韦部下的李斯，当然对稷下学宫各派的主张了如指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看到吕不韦的下场，李斯当然会明了一个基本事实：要想改变秦人的文化政策，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尽管他自己满腹经纶，文章也写得神采飞扬，但却走向另一种极端，为刚刚建立的统一帝国推行了一整套灭绝文化的愚民政策。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李斯的所作所为，确实难以理解。三
     汉初的思想家，在回顾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总是把李斯的文化激进主张视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与李斯不相前后的楚人陆贾，就主张在政治上的无为而治，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道理，自然为刘邦所嘲弄，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这种主张的意义，于是要求陆贾著书，阐明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历史根源。
     从历史渊源上说，秦汉原本就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秦晋与法家密切相联，而汉朝统治集团则与楚文化及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秦朝灭绝文化的时候，素以文化自负的楚人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推翻秦人统治的重要武装力量均来自楚地。随着楚人入主三辅地区，很自然地，楚文化大举西移，进入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构成当时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西汉文帝、景帝时期与晁错齐名的爰盎，也是楚人，随其父徙居安陵。谈到楚文化，不能不论及黄老之学，因为它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潮流。
     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引兵围鲁，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对于儒者还心存好感。公元前204年，郦食其向刘邦建议，欲立六国后人以树党，刘邦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派人刻印。而张良预设八难，从形、势、情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可立六国之后的道理，颇有振聋发聩之势。张良这件事情给刘邦较深刻的印记，从此不再信任儒生。问题是，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及朝廷中有学问的人，因秦旧制，制礼作乐，使刘邦始知为皇帝之贵。
     《论衡·效力篇》说：“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叔孙通的儒学已如前述。所谓萧何造律，系指其《九章》之律，亦大抵因秦旧制。九章之律与文化相关的内容主要见于《汉书·艺文志》，最重要的是“太史试学童，能讽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石奋上书，写“马”字少一笔，惊恐万状，甚至以为要获罪致死。由此可见当时法律的威慑力量。明代古文家盛称“文必秦汉”，秦汉文章特别是应用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字字斟酌，句句推敲，倘若脱离这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一切不过皮相之谈。萧何制律，本于法家；叔孙通制礼，悉依儒术。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虽然生长在荆楚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对于儒、法两家学说，采取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外王内霸，互为表里。王道的宗旨是儒术，而与霸道的核心则是法家，这正是西汉统治思想的根本所在。这就较之吕不韦的博采旁收，泛滥无归，有了更加具体的指向。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宣帝明确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所谓“俗儒不达时宜”，与吕不韦所说的“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真可谓是意会心谋，殊途同归。四
     三辅地区，原本宗周故地，有着丰厚的文化土壤。但是秦国进入咸阳后，崇尚武功，排斥士人，在文化方面并没有多少发展。秦帝国统一前夕，吕不韦以丞相之尊，在咸阳城召集门客，潜心修书，蔚为壮观。但随着吕不韦的失势，秦王驱逐各地士人。尽管李斯上书遽谏，但文人多作鸟兽散。作为秦朝政治文化中心的三辅地区，官学只有法家，私学更不可能生存。因此，不可能形成任何形式的文人群体。
     随着汉初政治的稳定，齐、楚贵族的汇聚，新朝功臣后裔与各地移民群体，犬牙交错，构成了三辅地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阶层的存在及其生活方式，必然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王公世家，商贾富人，豪杰游侠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三辅地区的社会风尚的变化。有钱有势者，招集门客，比周朋党；而文化世家则通过聚徒讲学，也可以获取功名；豪杰游侠等经过中央集权的有力打击，宣帝之后，日益式微。
     招集门客，聚徒讲学，必然汇集各地文人；反过来，这些文化活动，又对于那些王公贵族子弟产生积极影响。纵观中国历史，很多望族，或起自军功，或政治投机，或经商致富，或外戚起家，在发迹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往往转向文化世家。三辅地区的班氏、傅氏、窦氏、马氏、韦氏及弘农杨氏等，就很具有代表性。客观地说，文人汇聚三辅地区是推动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如安陵班氏、平陵窦氏、茂陵马氏、弘农杨氏这些三辅地区的文化世家，往往具有这个特点。第一，多数家族并非三辅土著，多是外迁而来，特别是与与河洛文化以及荆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二，这些家族多形成于两汉之际，到了东汉时期，往往成为清流的代表，在社会上起到了廓清是非的特殊作用，因而也就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第三，这些大的家族，无论起家如何，最后，多转向文化世家，特别是以文学创作的业绩彰显于世。
     秦国以武力占据三辅地区，秦风为盛。李斯《谏逐客书》、宣帝时的杨恽都提到秦声呜呜，仰天高亢的风格。其遗风余绪，似仍见存于今天的秦腔。与赵国“雅善鼓瑟”相比，秦风粗犷，大约也是不争的事实。楚人进入三辅地区，楚歌取代秦风而起。而在文史领域，以左冯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和右扶风班彪家族的崛起，又充分显示出三辅地区的辉煌业绩。这已成为学界公论。此后，这个地区文人辈出。特别是武帝之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许多曾在地方诸侯国作幕僚作客卿的重要文人逐渐汇聚三辅。这里实际上集合了全国的精英。
     西汉后期，关中地区受到严重摧残。三辅地区有很多人逃到了西北。刘秀定都洛阳后，尽管东汉初年杜笃著《论都赋》、班固著《两都赋》、张衡著《两京赋》追忆长安繁华，说明长安在士人心目中还残存着若干美好的幻想。但是，随着羌人之乱的加剧，很多士人出谋划策，希望他们也能像三辅文人那样，研习经典，使知孝廉之义，当然只是一种迂腐的臆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江南地区又成了战乱中的避难所。江南文学由此发轫。而此后四百年间，长安的繁荣便只能定格在士人心底，诚如陶渊明所说。